从王弼到朱熹，自然越来越明显地具有自然目的论的意义。
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在张栻的主持下，出现了学术兴盛的局面，成为理学及湖湘学的重要基地。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，岳麓书院在不断整合多学科优势，开展系统的国学研究，探讨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重建。
岳麓书院教育功能的恢复，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的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。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，升湘西书院，又分高等，升岳麓书院生。书院是传统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、教育史、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教育的典型代表，它在文化传承、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。馆内展品也极为丰富，除古代应试教材、各类匾额和教条、珍贵古籍、文房四宝外，还有北宋真宗亲笔题写的岳麓书院石碑，代表性书院白鹿洞书院明伦堂、东林书院丽泽堂、清代学海堂，以及韩国陶山书院典教堂的复原场景。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的楹联惟楚有材，於斯为盛，是岳麓书院千百年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。
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仍是我们的古籍图书馆，古代斋舍是我们的研究室，古人讲学的明伦堂仍是我们给研究生授课的场所。书院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，保持书院那种儒家士人典雅的风格，以恢复书院的历史原貌为本，获得了中外来访者的一致好评，成为寻访中华文化的标志性景点，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，参观人次每年不断增加。将喜怒哀乐与道德理性联系起来，这样，宋儒所讨论的性情、中和、未发已发的问题就可以统一起来，而不必为四端与喜怒哀乐的关系问题进行争论。
[4]《刘子全书》卷28，《论语学案·公冶长第五》。朱子也主张人只有一心，并无二心，但有人心、道心之别，所以有道心为主、人心听命之说。无过不及则是恰到好处，符合中道，这就是所谓天理。可见，他所谓诚意之意，决不能离开现实的心理活动，包括认识活动，当然还有心理体验。
[4] 这里所谓天，是指天命、天道，所谓性，是指真性命，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者。这决不是说，形而上者并不重要，只要回到日常生活就够了。
大程子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说，新儒家都以此为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，阳明也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理想境界。岂诚意之说，即是立志与持志之说乎。他不仅是批评佛、道等异端，而且是针对儒家学者而发。[41]《刘子全书》卷19，《答履思二》。
蕺山说：心无体，以意为体。[16] 公、私之说，又是一解。这是儒家人学，也是蕺山人学的真正核心。但所谓意志者，主要指道德意志，所谓意向者主要指意义意向，即指向意义世界。
这里所谓存诸中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说的，即认为，喜怒哀乐之情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。他举例说：如知寒思衣，知饥思食，此心之动体也。
蕺山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：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乃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非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。[24]《刘子全书》卷11，《学言中》。
[7]《刘子全书》卷7，《原旨·原性》。[11]《刘子全书遗编》卷13，《阳明传信录三》。但良知毕竟落在知上，强调对是非、善恶的辨别，这种辨别可谓之良知判断，主要靠自我直觉。他的慎独之学，就是建立在这一理性认识上的，或者说是建立在生命的自我体验之上的。所以，人在天地之间可谓大家主人翁[5]，具有重要地位。阳明同宋儒的区别仅仅在于，在宋儒看来，人心、道心可以同时存在。
[19]一性之说与二性之说是不同的。这与无过不及即中道之说，是完全一致的，因为按儒家所说，中是天下之正道，也是公道。
仁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状态，这种存在状态就处在不断生成、不断展开的过程之中，而不是存在的概念或观念之类，这种状态的实现，就是仁的境界。它既是人心之本然，亦是人心之当然，既是生命存在，又是生命的意义所在。
为此，他对阳明的格物说进行了批评：若阳明先生言格去物欲，反有碍。人与万物一理相通、一气相贯，因此是一体。
万物之对于人，犹如耳目口鼻之对于心，是不能分开的，更不能对立起来。冯友兰先生在讨论理学时便持此说。自喜怒哀乐之发于外而言，谓之和，不必其已发之时又有气象也，即天道之元亨利贞呈于‘化育者是也。因此，良知是一个整体性的人学概念。
蕺山讨论道德情感，并不专提四端，而是讲喜怒哀乐，这一点也很有意思。按照蕺山的解释，意是一个存在范畴，它就是心灵的存在。
[45]《刘子全书遗编》卷4，《与陆以建·二》。我认为，这是刘蕺山人学思想的最大特点。
这也是形上与形下的问题。因此，决不可以欲为恶而务除之。
……又安见形色之谓下而性天之谓上哉？是故无微显、无精粗、无内外，无之非下学，则无之非上达，又安见视、听、言、动，非所以求仁哉。蕺山所谓形，是包括心的。[35] 此所谓心体，即本体意识，它是心的根本标志。因为他们一般都强调形而上的义理之性（或天地之性），变化气质是为了恢复义理之性。
理是形而上者，与理合一之心也是形而上者。[43]《刘子全书》卷12，《学言下》。
前引文便说喜怒哀乐是四德，而非七情。虽说是自然，却又有某种目的性，并不是机械的必然性或因果性。
[38] 他把情感需要、态度和评价置于知之前，看成是决定知的根据，这就更直接地确立了价值的优先性。问题在于，他既不是形性相分离的二元论者，也不是以形为性的经验论者，而是主张上与下，一体而两分[3]的统一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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